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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从经济学家欢乐彩票到“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周有光”是笔名,他常常以别人在文件档案上找不到“周有光”为乐,一提及此事就哈哈大笑。

  他出身于常州的名门世家,曾祖父一边为官,一边筚路蓝缕创办手工工业,不幸遭遇时代厄运。太平天国的军队围攻常州城时,他以家产充官军军饷,城破后投水自尽,家业随之败落。周有光的一生,也遭到了时代的剧烈冲击,转机与厄运相伴而来。

  古城常州的青果巷,承载了周有光的童年时光,瞿秋白、赵元任都曾在这小巷留下居住的痕迹。周有光家里房子始建于明朝,他至今仍会向来访的年轻人回忆自己幼时,祖母在临河的房子里,教他念唐诗,皎洁的月光洒入大玻璃窗。他的父亲在常州女子中学里当教员,后来自己办国学馆。有趣的是,家人没有送周有光进私塾,也没有逼迫周有光从小读很多书,理由是早读书对身体不好,且周有光是唯一的男孩子,需要倾全家之力呵护。

  六岁时,周有光进了一所新办的小学。课程有国语、英语、算术,分为四年初小和三年高小。十岁时,周有光举家移居到苏州,这一搬家可以说改变了周有光的命运。当时的常州人会说,读完中学就行了;苏州人说,一定要上大学;与苏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则盛行“大学不行,一定要留学”的观念。“外国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从上海传到苏州,再传到常州。一个地方差那么一点点,思想不一样。”他日后感慨。

  小学毕业后,周有光回到了常州,进入常州中学。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最初阶段,因为草创,学校教育制度十分多元化。虽然常州中学不招收女生,实行寄宿制允许学生每周回家一天。上午是三节课,下午是自由的游艺课,可以选古文、书法、打拳、音乐。

  年幼的周有光没有错过五四运动,他在茶馆里被人抱上桌子发表演讲。现在回忆五四经历时,周有光只记得两个概念,要用白话文,要反帝爱国。

  经过严格、艰难的连续六天考试,周有光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在这里,他不仅打下了学术基础,也切身体会到了欧美的先进制度。在走入校门前,他不会穿西装,拍报名照片时闹出了把领带、领结一起系上的笑话。西方大学注重通识教育,大学二年级才分文理科,他主要学国际贸易方向的经济学。周有光在友人、媒体、公众面前娓娓而道大学期间获得的种种方法论和经验时,百年后的国人很难不产生惊讶、羡慕的表情。

  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得很多参与其中的中国学生和老师为了表态而离开圣约翰大学,周有光也在其中。新办的光华大学收容了周有光,他在这里读了两年,毕业后去杭州教书,同时参加银行的工作。在杭州的岁月里,他参与了汉语拉丁化运动,更重要的,是他和张允和的爱情开始发酵,水到渠成结婚。

  他们在婚后就去日本,周有光想跟着左翼经济学家河上肇,但河上肇很快被捕,周有光失去了学业目标。后因妻子怀孕,他们在日本只住了两年就回到国内,时值中日战争阴云密布,难以预料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位学识与眼光兼备的青年。

  1937年8月13日,被誉为“血肉磨坊”的淞沪会战爆发。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中央政府迁移到重庆。在大后方的陪都,他经历了物质的贫瘠,以及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反复轰炸。

  周有光常常跟来访的人谈起他死里逃生的一件事。一颗从天而降的航空炸弹落在他身边,气浪将他掀到一条沟里。欢乐彩票待他起身之后,发现自己毫发无损,而周围的人全部遇难。

  在生命时时遭到危险的岁月里,他和众多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同侪一样,团结在中央政府的周围,虽然生活日益艰难、战局日益险恶,但他们坚信抗战必胜,坚信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在对光明的漫长等待中,他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且得不到合理的医疗而去世;儿子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

  抗战胜利后,国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如何办银行。他将工作的业余时间用来读书,他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美国图书馆的服务之好。美国生活不仅让他学到许多专业知识,也体会到了社会管理的很多细节。

  内战即将结束,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上海,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但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还不如中国民国时期。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周有光至今经常会说,我跟周恩来及其秘书许涤新很熟。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是受到苏联的倾力支持,原则方案是在海参崴开会通过。有了这段经历,政府很容易想到这位有经验者。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同时期在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别人一直说周有光命大,福星高照。

  就这样,他进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一个业余研究语言者,变成了大陆的“汉语拼音之父”。他的上级领导是胡愈之,汉语拼音方案的草案由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个人花了3年完成。

  “文革”来了,周有光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一到这荒凉之地,大家被逼着宣誓,欢乐彩票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出事后,他们还是被送回了北京。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通过迅猛出版的有关苏联书籍,才明白了国家很多行为的根源何在。

  妻子张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妇女,避免了单位里的政治斗争,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儿媳妇在湖北,自己在宁夏,难以享受家人团聚之乐。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继续潜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家门内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他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书写文章。动荡过去后,周有光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除了他在文字学、文字史上的研究学术成果外,还将许多零碎材料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妻子出身于合肥世家,张家四姐妹是当时的佳话,分别嫁给了昆曲演员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美籍汉学家傅汉思。这四对让人羡慕的夫妇,是演绎文人轶事的丰富宝库。

  1978年,傅汉思带了些教授组成访问团前来中国,团长是余英时。在中美蜜月期间,又时值外宾的到访,周有光的环境顺势被改善了很多。1984年,周有光终于有机会走出封闭已久的国门。他受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分文不带就上了飞机,凭借海外关系顺利办事。他在回忆时很幽默,一句话带过之后的众多出国经历,“从此,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有时一年出去几次。”

  解冻年代里,周有光身上的美式教育背景,为他创造了太多的便利和机会。圣约翰大学的校友散布在世界各地,且多是行业内的翘楚,他们每两年开一次校友会,在新加坡租豪华游轮。当周有光因为年迈而行动不便时,同学们还会把录像带送给他。

  经历了波折的生活,见证了时代的多次剧变,周有光在晚年开始思考专业外的政治、历史、文化问题。尤其是1988年12月,他离休了,同年里得到了一台电子打字机可以方便写作。当有了大把闲暇可以挥霍在读书写字上,周有光发表了大量的杂文。

  2008年,李怀宇的《周有光百岁口述》出版,把这位关心时事、批判现实的百岁老人带到了普通读者面前。从此,多家出版社来找他出书,出一本火一本。老人的年岁是个奇迹,能在如此高年龄的时候还关注新闻、反思现实政治、倡导民主道路,闻听者很难不会拍案叫绝。他说自己老来读书最关注三个国家:俄罗斯、美国、中国。他将离休后的读书方向主要朝向世界史和文化。

  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伴在周有光93岁时去世了。他俩曾经习惯于上午喝红茶、下午喝咖啡,并且学古人举案齐眉。这也是一段被人传诵的佳话。

  今日,周有光会用锅盖收看电视,长期阅读《参考消息》和《炎黄春秋》,友人们会把值得一看的报刊文章、书籍捎给他。翻阅他堆积在案头的报刊,发现都用红笔密密麻麻画线年到现在,他在后拐棒胡同的家里产出迄今被人熟知的作品、观点。直到今天,这位108岁的老人还在不断地思考许多宏观问题,他的学习、思考与生命同步。

  作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新启蒙队伍中最年长者,108虚岁的周有光深受各方爱戴。从50岁以前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到其后的“汉语拼音之父”和语言文字学家,再到新时期的新启蒙者,周有光见证了近代中国的百年变迁。与那些埋首专业,不问世事的专业知识分子不同,他始终以开阔宏大的视野放眼世界,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卓有成就的学者们从他这里受到了启发,获得了力量;中青年后辈从他这里汲取了营养,辨清了方向。

  对于众多的读者而言,周有光的公共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尽管这是一个难以一言道尽的问题,但是,有四个方面极其明显:

  其一,坚持启蒙,承续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周有光生于1906年(清光绪32年),深受五四运动影响,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周有光自觉继承了胡适、陈独秀等人衣钵,以新启蒙自觉觉人。著名诗人邵燕祥曾说:“我作为一个长时期在主流话语体系当中一直沉睡不醒的人,在上世纪80年代接触到周老和其他学者的文章,这些启蒙的基本观点,让我一步一步觉悟过来。我还有很多思想和灵魂的角落没有被启蒙之光照射到,但是我愿意继续接受启蒙,同时也尽力把我的一些认识写出来。”学者高全喜认为:“虽然周有光先生是从五四运动走过来的,但他的身上有很大的古典性,他所倡导的启蒙价值和传统的价值,和一个人基本的人性和人情没有截然的对立,从启蒙的类型来说更符合苏格兰启蒙思想这一脉而不是法国大革命式的。”

  其二,世界公民的开放胸襟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早在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时,周有光就提出中国人要“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公民”“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和民主前进”。他还说,入世,“就是成为世界公民”,自己立志要当地球村的新村民。当“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之说兴起之时,周有光明确反对,他认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儒学和印度佛教及其他因素的混合物,西方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今进入了中国文化且与之不可分割,现代文化是全世界人民“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做出创造,共同利用。周有光的论点一出,震动学界,在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周有光曾提出“看世界”的眼光和方法,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警醒作用:“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要从中国来看世界。”

  其三,说真话,做真人,一生追求真理。作为一个“两头真”的学者,周有光先生坚持讲线年出版了讲真话的文集《朝闻道集》,直接取义于“朝闻道,夕死可矣”。某著名学者曾说自己“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在周有光看来,“真话不全说”也不应该。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何方在与周先生交往时谈到,在必要的时候含糊一下。但周有光说,不能含糊,不要和稀泥,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何方说这一点确实值得自己学习。

  其四,与时俱进,活到老,学到老。有一句外国谚语,将老人比作图书馆,周有光这个“图书馆”,就是在日积月累的自学中形成的。从50岁改行,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现代化工作,到85岁回到家中以后致力于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并在百岁以后出书数种,他从未停止学习。作为一个终身学习的学者,周有光的一大特点是与时俱进,亲友们誉之为“新潮老人”。著名学者资中筠回忆,自己前年去拜见周有光先生的时候发现,很多年轻人知道的新八卦,他全知道,当时正在流传着一些网上的事,他很有兴趣。著名诗人屠岸先生也说过,自己在国外的见闻,周先生全都知道。

  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除周有光外,还有何方、江平、资中筠等一批无论从学识和人品风范都让人敬佩的老人。他们所身上所散发的热量与光芒,让后学者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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